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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5月22日，全市场有统计数据的687只公募ETF，年内份额增加了2414.12亿份，增幅23.5%，达到1.27万亿份，总规模增至1.41万亿元。其中，份额增加最多的行业为金融业，目前有29只基金跟踪该板块指数。份额增加最大的主题为生物医药，有24只基金跟踪该板块指数。
数据显示，687只ETF年内有42只实现了正收益，其中有5只ETF收益率在14%以上，且均为商品ETF。
有公募基金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今年以来多数商品ETF收益率表现亮眼，而股票型和债券型ETF，基于年内相关指数疲软态势，收益率未能达到预期。
81只ETF待审批
近日，嘉实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ETF在短短5天内共募集了13.97亿元，一举打破了5月份以来ETF基金募资最高纪录，其他相关ETF包括上投摩根中证创新药产业ETF、华安上证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ETF、国泰标普500ETF，以及招商中证沪港深500医药卫生ETF等，其募集规模均未超过6亿元。
事实上，今年以来，由于A股市场波动加剧，ETF新发产品数量并不多，且募资情况也不及预期，例如某公司新发的中证全指医疗器械ETF，85天共募集2.85亿元。整体来看，年内ETF在新发数量和募集方面均不乐观。
Wind数据显示，目前待审批的ETF数量有81只，已审批待发行的有7只，正在发行的有5只；今年以来新发行了21只新ETF，数量达到了687只。其中，份额增加最多的行业为金融业，目前有29只基金跟踪；份额增加最大的主题为生物医药，有24只基金跟踪该板块指数；份额增加最大的指数标的为恒生互联网科技业，有1只基金跟踪；收益最高的指数标的为大商所豆粕期货价格指数(年内收益率为34.21%)，有1只基金跟踪。
北京某公募基金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外成熟市场，指数投资包括SmartBeta策略占比会很高，国内主动投资和量化投资能从不同维度挖掘出超额收益，提升市场有效性，因此指数基金在市场波动幅度较大时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华夏基金数量投资部副总裁鲁亚运告诉记者，目前ETF规模主要集中在宽基、港股和科技等赛道，由于年内股票市场的疲软走势，相关指数并未出现预期的强劲态势，从而影响权益类ETF整体收益率。
鲁亚运表示，指数基金发展与行业发展大背景向好态势不变，参照海外指数基金绝对规模和相对占比，国内指数基金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从丰富投资工具角度来看，ETF是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市场震荡或者震荡下跌行情下，仍存在较明显的“越跌越买”现象。
5只商品ETF收益率超14%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全市场有统计的687只公募ETF年内份额增幅23.5%，从分类来看，在正收益率榜单中，有5只在14%以上，且均为商品ETF。
“今年以来，国内外商品价格涨幅明显，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商品ETF年内收益率表现亮眼。”鲁亚运介绍说，例如豆粕ETF，年内收益率位列全市场所有ETF首位，豆粕ETF紧密跟踪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豆粕期货价格指数，主要缘于豆粕现货价格在年内涨幅较高。从组合配置角度来看，豆粕商品资产与跟股市指数相关性较低，当股市波动风险增大时，增配豆粕商品资产能起到分散风险效果，降低产品组合的波动。
在实现正收益率的ETF中，除了豆粕ETF表现抢眼外，部分能源类、贵金属类和有色金属类ETF收益率也不错。而在负收益率ETF排名中，部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类ETF收益率最差，全市场排名处于尾部水平。数据显示，有21只ETF年内收益率低于-30%，多达492只ETF收益率在-10%至-20%之间，占比高达71.62%。
Wind数据显示，目前股票型ETF数量最多，占比高达80%以上，其中，主题指数ETF占44.6%；债券型、商品型和货币型ETF，以及跨境ETF数量并不多，合计占比不足20%。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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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此起彼伏发起成立的百亿级政府引导基金，一边是募资难愈演愈烈的股权投资机构，双方看似一拍即合，现实却是“引不来机构，募不到资金”。
作为有限合伙人(LP)市场上一支重要力量，政府引导基金青睐有影响力的股权投资机构，但开出的条件却对知名股权投资机构缺乏吸引力；遭遇募资难的中小股权投资机构期望拿到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但又为完不成返投指标发愁。
面对这一日益凸显的矛盾，近年来，一些政府引导基金尝试改变传统返投模式，不再要求基金落地，返投比例从之前的约2倍下调至1.5倍、1.1倍甚至1倍，同时灵活认定返投范围。在管理模式生变的情况下，政府引导基金和股权机构能否殊途同归？政府引导基金能否实现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奔赴”？
政府引导基金招募潮起
武汉光谷创投引导基金的基金经理李扬，自3月中旬起就忙了起来，加班已成家常便饭。
3月16日，武汉东湖高新区宣布光谷创投引导基金总规模扩容至100亿元，邀请全球创投资本共做“光谷创投合伙人”。
李扬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个月来，光谷创投引导基金已接到80余家投资机构的申报咨询，其中10余家递交了申请的项目已立项，“能够立项的项目，落地的可能性都较大”。
光谷创投引导基金对单只子基金最大出资比例为25%，最高不超过1亿元，据此估算，光谷100亿元的创投引导基金，至少需设立100只子基金。据悉，此次光谷创投引导基金子基金不再分批次，投资机构来了就报，条件成熟就设立子基金。
今年4月份成立的百亿级郑州高新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也已与6家知名股权投资机构达成子基金合作意向。郑州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金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与基金管理人达成合作意向基础上，目前已对管理人完成了内部的初审程序，且子基金份额中各LP明确了出资意向，预计母基金新政策发布后的首个子基金会很快落地。
开出优厚条件招募基金管理人，各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你方唱罢我登场”。
5月13日，长沙高新区发布第一批子基金管理机构遴选公告，为2022年发起设立的天使母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遴选普通合伙人(GP)；5月7日，规模100亿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发布拟参股子基金遴选公告，面向市场遴选子基金管理人；今年4月，总规模260亿元的吉安市工业发展引导母基金公开遴选管理人；3月14日，规模为100亿元的辽宁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发布2022年合作投资基金征集公告；今年2月，规模100亿元的成都高新区天使母基金，邀请优质早期投资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天使子基金……
资金雄厚的政府引导基金，显然想引来知名股权投资机构。针对排名前十的知名股权投资机构，武汉东湖高新区会定向邀请管理人来光谷走走看看，目前已对接两家知名投资机构。此外，光谷也欢迎中型投资机构，尤其是知名机构出来的知名投资人自立门户，这些投资人设立的3亿元至5亿元规模的黑马基金，在投资领域和阶段上更专注。
陈金阁也向记者表示，作为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郑州高新区政府投资引导母基金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具有较多成功投资案例、专业的投资团队、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资源储备，并能够为高新区落地优质企业或积极投资高新区优质企业的机构，“对于愿意积极参与高新区产业发展的优秀投资机构，我们会在产业资源、政策端、金融工具配合等多方面给予支持。”
政府引导基金
和股权机构的殊途
“二八效应”愈加发酵的当下，“选大白马”似乎成为诸多政府引导基金心照不宣的答案。然而，对于不少股权投资机构而言，对政府引导基金似乎并不感冒。
在与北方某市相关部门签订了投资意向几个月后，兴富资本还是终止了后续进程。
“我们当时聊得比较深入了，投资意向都签署了，尽管返投比例不高，但我们仍然觉得完成有难度，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放弃了。”兴富资本董事长王廷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时，该市相关引导基金拟出资1.5亿元，按照1.1倍的返投比例，兴富资本落户当地的基金，对当地企业的投资金额要达到1.65亿元。
“对兴富资本来说，首要目标是提升基金的收益率，如果当地没有足够多符合基金定位的企业，1.65亿元的资金为了投而投，势必会影响基金的收益率。”王廷富向记者表示，目前，兴富资本仅选择了上海和苏州的国资母基金作为基金的出资人，“只考虑经济高度发达地方的国资母基金作为投资人，这样返投要求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
谈及是否有意向申请中西部政府引导基金的子基金管理人，王廷富表示并未太多关注，“确实有点尴尬，对股权投资机构而言，资金要得少，没意思；要得多，又不能找到足够好的项目。”
事实上，在政府引导基金发展中，地方政府关注点在于招商引资，并不太关注基金收益率，但股权投资机构更为关注基金的回报率，双方的殊途如何达到同归，确实存在不小的难度。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引导基金相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现行政策，其所在区域的政府引导基金要吸引知名投资机构还是有难度的，“国内顶尖的股权投资机构，基金规模一般都是10亿元、20亿元，按照现有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比例或金额，不足以吸引知名投资机构把基金落地，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普遍存在募资难的中小股权机构，看起来似乎更青睐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实际却同样难以达成协议。
王廷富告诉记者，对于中小投资机构而言，政府引导基金不出到一定比例，基金很难成立，但有时拿了地级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反而导致募资有难度，因为其他投资人会担心，返投比例是否会拉低投资回报率。
即便申请的股权投资机构众多，双方的匹配也并非完美。陈金阁就遇到了烦恼，随着郑州高新区母基金的发布，申请合作的子基金GP越来越多，这有利于总体基金体量和管理质量的提升，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目前郑州高新区母基金所寻找的子基金管理人数量明显增加，也不乏市场上的头部机构，但数量的增加并未从本质上解决对基金类型和企业生命周期覆盖效果的全面性问题，例如针对天使阶段和初创阶段的基金产品专注布局的管理人相对较少，这也是政府投资引导基金需要重点支持的企业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市场支持。”陈金阁向记者表示，“其次，具备丰富行业资源和资深团队的头部机构针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郑州地区是否会进行大量的布局和精力投入，这也是我们需要重点沟通和判断的重点。”
陈金阁表示，郑州高新区母基金在从历史业绩、风控水平和市场品牌等因素对管理人进行评判的同时，也会对管理人进行多维度分类判断，对投资阶段偏好、重点投资方向、股东背景、在中部地区和郑州市、高新区深耕的意向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武汉光谷正在探索继续在政策上有所突破，以吸引龙头股权投资机构。除1.5倍的返投比例外，还将对基金落户和基金让利等方面给予更优惠的条件。
“三四线下沉的市或区的政府引导基金挑选基金管理人的范围更小一些。”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运营负责人董若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此要开出更丰厚的条件，比如基金出资比例更高，有些地方可出资比例达到40%甚至50%，以吸引基金管理人。
政府引导子基金2.0模式来了
“传统上，‘基金注册在当地，同时承担返投任务’的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环境。”4月29日，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河南省母基金圆桌交流会上直言，为此，深创投探索出政府引导子基金的2.0新模式：在基金层面，地方政府出资不再限制投资地域，允许全国范围内投资，从而使基金能投出更多优质项目，保证基金有较好的财务回报；在返投层面，深化合作，利用深创投全集团而不是单个基金的力量，帮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精准招商引资，覆盖出资额，完成返投任务，最终实现政企合作共赢的局面。
正与深创投合作成立新基金的郑州高新区饮此“头啖汤”。陈金阁向记者表示，其所倡导的政府引导子基金2.0模式，在基金层面，投资地域采用内部培育+外部招引的方式，鼓励投资机构在符合区域重点发展领域的增量企业上发力，为区域产业注入鲜活动力；在返投层面，主张深创投和郑州高新投集团形成合力，为区域产业发展助力，而不仅仅是要求基金的返投金额。
这样的模式，显然更符合双方利益诉求。深创投作为一家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综合性投资集团、高新投控作为郑州高新区国有控股集团，双方在产业培育与导入、园区开发建设与整体布局、资本运作等方面可以进行全方位合作。“我们在学习先进地区集团化运作经验的同时，借助深创投整个集团丰富的资源，发现更多匹配区域产业发展的机会，助力郑州高新区产业发展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建设。”陈金阁表示。
创东方董事长肖水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如今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返投标准确实过时了，即便是优秀的投资机构也很难完成，比较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探索和执行更合适的返投标准，比如，有些地方正在放宽返投标准，有几种方式：一是机构所管理的基金在当地累计投资达到返投比例即可；二是机构引入相关项目到当地也可以；三是子基金不一定要投本地项目，所投外地项目的子项目落到当地，且完成一定的比例，也算完成任务。
“当然，每个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都会设定一个返投比例，但这个比例也不能太高，1.2倍以下还可以，1.5倍就太高了。”肖水龙建议。
不过，对于北上广深等项目充沛的城市而言，实现现有的返投比例问题并不大。董若愚告诉记者，返投比例2倍一般是业内通行的系数，上海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的考核除2倍返投比例外，还有一项指标，即上海地区是全国投的最多区域，“两个条件选其一即可，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规模，选择更适合的指标。”
每年，董若愚会接触200多家股权机构，进行初步沟通，去年决策了20家左右的股权投资机构。“大部分子基金对上海的返投压力都不大。”董若愚向记者表示，不仅上海，北京、深圳、杭州乃至苏州等城市，完成返投比例都不是大问题，可能在二线以下城市存在压力，“具体要看当地是否具备创新创业的人才、资本和产业土壤。”
武汉光谷创投引导基金在返投方面也非常自信。据悉，光谷创投引导基金返投比例目前已从往年的2倍降至1.5倍，在返投的认定上，也已非常灵活，不仅包括之前实实在在投资东湖高新区企业，外地投资的大型项目在光谷设立研发中心或控股子公司，也计入返投，另外大型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的光谷项目，也可纳入返投测算。
“管理规模越大的基金管理人，对返投比例越没有太大压力，产业资本由于上下游产业研究得很透彻，也没太大压力。”李扬说。
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东湖高新区企业去年对外融资180多亿元，光谷创投引导基金合作的基金如果能投入到项目中，返投比例往往都是超额完成。“事实上，基金管理人来申请前，已对光谷的重要产业布局和投资标的做了一定功课，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这里有钱，或者他们能拿到钱，没有任何准备就来了。”李扬说，“我们跟基金管理人交流也比较深，包括知名项目，高新区后备上市企业，计划扶持的项目名单等，都会跟基金管理人共享，提供项目介绍和撮合，希望合作的机构能契合高新区的产业发展。”
近期，西安创投基金首批子基金申报指南正式发布，其发布的指南明确表示，子基金返投比例“不低于创新基金出资额”，也就是说，该基金的返投比例放宽到了1：1。
此外，政府引导基金不再要求子基金落地的措施也已有突破。今年2月，成都高新区宣布，产业基金组建计划创新性打破了注册和投资地域设限，天使母基金鼓励有出色投资记录的顶级基金管理机构设立子基金，对此类子基金也不设注册地域限制。这样以来，股权投资机构发起的子基金就可以拿两个以上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
对于相关政策的逐步开放，陈金阁认为，一是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思路越来越开放，对具备金融属性的市场化机构的包容越来越强；二是这样有利于整体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的产生，以促进区域招商引资和域内企业发展；三是随着产业基础的夯实、结构的清晰，中部地区更加自信，产业这片土地需要引入活水才能注入活力。“整体规模的扩大才会让金融资源要素集聚，让区域金融和产业更加蓬勃发展。”她认为。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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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基金代销没有明显回暖迹象，观望情绪浓厚，投资者教育还需要努力。”一位基金代销榜排名靠前的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行财富代销尚未完全复苏。
上述观点颇具代表性。证券时报记者获悉，多家以财富管理见长的银行，代销业务还处在艰难复苏之中。尤其是非货公募基金的保有规模，虽然较一季度末余额有所增长，但多家仍未回到去年四季度末水平。
“以保有余额数据来看，我们的权益类基金销售还是正增长的，但这里面不排除有市值变化的因素。行业普遍不太好，即便有‘回暖’，也是相对的。”一名股份行财富管理业务人士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劝客户定投成了各家银行的必选动作。
阵痛继续
银行理财规模回血了，公募基金的新发节奏好像也起来了，那银行的财富管理从一季度的春寒料峭中复苏了吗？答案可能不太乐观。
“一季度，我主要的工作是打电话给客户，让他们不要沉不住气赎回。那个时候都不敢提加仓、定投，就怕客户情绪一下子上来。现在，我比较敢叫客户做定投了，有些客户还是能理解的。”一名大型股份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今年一季度，沪指和深指跌幅分别达10.65%和18.44%，而创业板指更是下跌20%。资本市场的低迷，使得今年一季度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较去年末均普遍下降。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基金业协会披露的数据，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前14家银行中，股票和混合类基金余额缩减幅度在6.9%～23.7%之间，非货币类基金缩减幅度在5.2%～41.9%之间。
从规模最大的几家银行情况来看，股票和混合类基金规模中，招行、工行、建行和中行分别较去年末缩减14.1%、14.4%、15.2%和16.8%；非货币类基金规模中，这四家银行分别缩减12.7%、13.8%、13.6%和12%。四家银行权益类基金一季度合计缩减规模达3065亿元，非货币类基金缩减3148亿元。
如果把范围扩大，会发现规模排名前十的银行，各自的权益类及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余额，一季度环比普遍缩减10%～20%。受基金代销的拖累，不少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出现放缓，部分银行甚至大幅骤降。
以招行为例，权益类和非货币类基金保有规模一季度环比分别缩减14.1%和12.7%的同时，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104.29亿元，同比减少11.11%。这是财富管理业务一向强势的招行，此项板块收入近三年来一季度的首次下降。具体来看，以往对此项收入贡献近半的基金代销收入，一季度同比减少58.5%，暂时被高速增长的保险代销收入所取代。
在一季度业绩发布会上，招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李俐表示，压力很大来自于代销基金，一季度新发基金的募集规模同比降了70%。但其表示，招行基金的销售份额、市场份额还在稳步提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去年受大财富管理业务拉动，非息收入有比较高的基数。高基数对于今年的持续高增长确实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另外一家零售业务近年来猛发力的平安银行，一季度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也有所下滑。该行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22.44亿元，同比下降6.8%，而占该项收入近半的是代销基金收入，同比减少10.1%。对此境况，该行在季报中表示，这是受到“主动压降非标类产品规模及证券市场波动导致的基金销量下滑等因素影响”。
今年一季度还有多家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出现下降，这些也或多或少跟财富管理业务低迷——尤其是受基金代销萎靡拖累——有关。
据记者从多家排名靠前的银行了解到，基金销售尚未回暖。其中，有几家目前撑大梁的是代理保险和理财，这两块撑起了财富中收的半壁江山。
考验内功
还是做好客户陪伴吧，现在很难说信心恢复了。我们目前还是挺艰难的，很多以前比较好募集的明星基金，现在我们自己都审慎推荐了。硬要说有什么举措，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客户做定投。”前述股份行财富管理业务人士说。
不少受访人士向记者表达了一个观点：近年来，随着居民投资品种的不断丰富，各大银行逐步重视财富管理对于银行业收入的贡献和发展潜力，但仍未涌现较为成熟的方案。“以往市场好的时候，其实你是沾了市场的光。我们总说投资者教育、客户陪伴，现在真正考验财富管理内功的时候来了。”
头部财富管理银行招行对此早有清晰认知。该行相关高管们曾在2021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招行离真正的财富管理机构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财富管理产品的丰富度不够。目前招行的财富管理产品主要集中于理财、基金、保险、信托和贵金属五大类，丰富度还远远不够，和国外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当然这和国内整个市场的深度和宽度不够有关。
其次，招行财富管理收入的1/3来自于基金，受市场影响较大。如今年一季度整个市场行情不好，进而会影响到全年。
最后，招行的财富管理业务目前还主要体现在销售能力与渠道方面，投研和资产配置的能力还比较弱。
“我们也是这个情况，这些是行业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招行客户经理的(资产)配置理念其实还是走在很前面的。”前述近年财富管理业务势头迅猛的中小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其供职银行正在倡导与客户利益进行长期深度绑定，从考核导向等各层面持续深化客户陪伴。
一个好的现象是，越来越多银行正在更注重客户的持仓合理性和账户健康度。比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建设银行均在APP设置模块，支持客户检视自身最新资产配置分布、客户经理对其的配置建议，甚至展示客户配置方案跟实际产品之间的模拟收益对比等，强化与客户利益的一致性。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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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数字藏品”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可在95后甚至00后等年轻人的群体中，这已是个红得发紫的话题。以前火的是炒鞋，现在火的是炒数字藏品(NFT)。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NFT(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代币，有数字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数字纪念品等形式，被广泛称作“数字藏品”。
随着数字藏品在年轻人群体中的走红，“暗雷”也在一颗颗爆炸，普通投资者被“割韭菜”。曾经几十块的起始价炒到几万块，最终却又无人接盘，只能砸到手里或低价卖出。而在利益诱惑之下，向往“一夜暴富”的人们，甚至借钱、贷款也要炒买NFT。
今年5月，一夜之间，有的NFT平台消失，有的藏品疯狂跌价，之前花费了大力气抢购的“牛头马”“敦煌名画”等数字藏品，一瞬间变成泡沫。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由于数字藏品是近年来才在国内出现的“新鲜玩意儿”，市场监管仍然存在空白。
抢购数字藏品挣了4000元
大学生尝到甜头 借钱投资却遇崩盘危机
一年前，苏州大学生小白第一次接触到“数字藏品”的概念。他从同学处了解到，数字藏品，简而言之就是一些数字图片、视频、音乐，跟实物的收藏品不同，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虚拟的收藏品。而就是这种收藏品，可以实现“一夜暴富”，每个月微薄的生活费可以翻好几倍。
具体操作也很简单，就是去专门的数字收藏平台，购买那种看起来比较畅销、升值空间比较大的“收藏品”。关于如何挑选商品，同学之间通过介绍，将小白拉进数字藏品平台的社群，里面会有人发布即将出售或者比较稀有的数字藏品，“跟着大家买，就对了”。
刚踏入这个圈子，小白每天都会在平台卡着时间抢购限量的数字藏品，偶尔手气好能抢到，然后转手以高价再卖出去，他曾经因此挣了4000元。
而4000元对于大学生来说，算是个不小的甜头。后来，小白竟想通过借钱、贷款来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
于是，小白向朋友借了2万元，在支付宝挪用花呗2000元，又分期借了8000元，购买了多幅数字图片。结果，他并未等来预想中的价格大涨，短短几天里，由于价格狂跌不止，从几千甚至万元购买的数字藏品跌到了几百、几十元的起始价位。
“期末了，我一点心思都没有了，真的顶不住了。”小白说，自己准备对家里坦白一切，并考虑是否马上就把这几万元的数字藏品脱手。可是一旦脱手，他的“投资”无疑是一场血亏。
他在网上搜索了解到，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大有人在，5月中旬，国内数字藏品情势变差，多平台崩盘危机之下，竟有一些年轻人表示亏到不知所措，甚至有想跳楼的境地。
99元的数字图片被炒到1万余元
“开始火的时候坐地捡钱，现在亏到爆雷”
数字藏品到底是什么？红星新闻记者调查了解到，多年前，很多人炒鞋，而现在，年轻人中最火的就是炒数字藏品(NFT)，其原理和炒鞋类似。
NFT(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代币，有数字图片、音乐、视频、3D模型、数字纪念品等形式。在国内被广泛称作“数字藏品”。非同质化代币，可以理解为澄阳湖大闸蟹，每年产量100万只，每个螃蟹都会有一个蟹扣来证明其唯一的身份信息。我们见过哪种NFT？举一个例子，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四羊青铜方尊等四件国宝级文物为主题开发的数字藏品，用户可在线上“云参观”，这就是数字藏品。
但到了现在的NFT平台，平台销售的数字藏品远没有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发那么“费功夫”。圈内人士秦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年轻人炒作的数字藏品，往往只是某个动画片中一个节选的图片，它们存在意义就是被赋予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然后被当作商品。不断转卖把价格炒高，让购买的人能以高价卖出去，以此赚取其中的差价。说到底，它们有多少收藏或者观赏价值并不好说，但大多无疑只是一个投资的工具。
红星新闻记者随手在网络或各社交平台搜索“NFT”或“数字藏品”，可以看到有海量的NFT群聊。这些群里，除了更新的平台抢购信息，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交易信息发出。比如NFT平台iBox上一款名为《NFT大闹天宫》系列的数字图片，起始价格为99元，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价格哄抬，涨至11900余元，限量2000份。
当然，无限涨价是不可能的，买的人多，卖的人也多，几十元的一张图片被炒至几万甚至几十万，价格越来越高，卖家会思考“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这张图片值得我花几十万去买吗？”“到时候能否再找到下家？”……例如，在陈小春发售的NFT视频上，陈小春发售NFT时全网公开售价199美元，现在陈小春NFT视频价格已经到达1999美元。但是一名叫做“漂泊的灵魂”用户，在今年5月买到的陈小春NFT，到现在都没能卖出去。
因此，各大NFT平台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买卖接近饱和。抛物线到达顶峰之后，将是下滑。而且抛得越高，摔得越重。NFT公众号被封，平台消失，成为了最近圈里讨论最多的话题。“为什么我压价，也卖不出去”“10块钱买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过这个东西可能卖不出去”“一开始火到只要买就是坐地捡钱，现在亏到爆雷。卖不出去，全砸手里”……
大平台更为谨慎，限制多
小平台存在恶意炒作
2021年被称为NFT的“元年”，互联网巨头、各大企业、艺术家、明星纷纷入局NFT，屡创新高的NFT价格更是让其成为大众关注焦点。红星新闻记者调查整理发现，国内的NFT平台，一是互联网大厂平台，二是遍地开花的小平台。
互联网大厂平台，如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网易、B站等等，大平台更为谨慎，对旗下NFT限制很多，市场流动性不强，恶意炒作空间不大。除了大厂平台，国内小平台大约有七八个，如Topholder、千寻，还有最近闹出崩盘消息的iBox。一些小平台大多没有很好维持住良好的生态，造成追高的接盘，存在恶意炒作空间。
“平台就是通过赚取手续费盈利的，你转卖或者提现，都是需要手续费的。”秦先生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NFT平台要实现不断地盈利，势必要拉更多人“入伙”，而身陷泥泞的年轻人是贷款买的，还是借钱买的，是亏了还是赚了，都不是它们关心的事情。
低迷的5月，NFT多平台上的年轻人都在因为藏品价格下跌、卖不出去或者无法提现等种种原因苦恼不堪。某NFT平台仍在吸引人流，竟打出了“疯狂五月 遍地黄金”豪迈广告语。早在数月前，iBox平台全线产品还一片飘红，热门款涨幅平均高达70%以上，然而如今的NFT实盘显示，那些炒至几万元的、非常热门的数字图片、音乐或者视频等等，价格都在下跌，最高跌幅30%多。
从暴涨到暴跌，一些接受不了大起大落现实的用户仍不死心，他们惦记着再冲一波。而在一些平台吸引眼球的广告语，在身边同伴纷纷拉伙的情况下，NFT概念就像一场美梦，还有无数人想要往里扎。
新兴产业 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空白
目前多为风险提示等，监管亟待从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陈佳认为，NFT的痛点和难点是非常巨大的。实际上，国内大部分NFT产品在推介的时候，并未能让投资者全面理解产品的设计特点和法律责任，其乱象有投资者狂热和销售方的因素。NFT的产品设计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我们当前看到的NFT平台广泛签约创作者，以简单的证书人为制造稀缺性的情况并不罕见，它其实并没有真正树立NFT数字藏品稀缺的价值，反而给投资者造成市场比较混乱的印象，“最近关于NFT大量诉讼可见一斑。”
他认为，NFT真正的稀缺性，是必须建立在产品设计、艺术创作和市场认可三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这就是反复强调区块链的总体生态的原因。它要求国内的产业链和监管全面发展，同时设计者要发挥创造性，在合规框架内解决NFT产品设计的痛点以及市场推广的难点。
从整体上来看，NFT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处于一个空白的时期。截止到目前，国内涉及到NFT(或数字藏品)的官方文件都只有一些风险提示、倡议、公约等，法律效应并不是特别高。
今年2月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防范以“元宇宙”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员会官网也发布产业自律公约。提醒行业从业者及用户警惕打着元宇宙游戏等旗号的新型骗局，以及虚拟房地产等新型标的的投机炒作等。4月13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其中明确提到，防范NFT金融证劵化，禁止发行交易金融产品。
目前数字藏品行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乱象频出。NFT想要走得更远，更严格的监管，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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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 陈康亮)中国证监会20日发布消息称，为贯彻落实证券法，稳步推进货银对付(下称DVP)改革，证监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自2022年6月20日起施行。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DVP改革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借鉴国际市场通行做法，结合中国市场实际，保持投资者现有交易结算制度和习惯基本不变，对广大个人投资者没有影响。改革有利于增强结算体系安全性，进一步吸引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办法》的发布实施，标志着DVP改革迈入新的阶段。
所谓DVP是国际市场普遍采用的基础制度，用于保障证券交易达成后钱券足额交收。此前，中国证券市场通过第三方存管、交易前验资验券等制度保证涉及个人投资者的经纪和融资融券业务已符合DVP制度，仅涉及机构投资者的自营和托管业务在结算制度上尚不完善。这次改革贯彻落实证券法，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对自营和托管业务建立证券交收与资金交收之间的关联，明确违约处置安排。
具体而言，《办法》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与2020年3月施行的证券法新增和修订的涉及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条款做好衔接，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登记结算纳入适用范围、细化明确中央对手方职责等；
二是为落实DVP改革关于制定修改配套规则的安排，规定结算参与人足额交付资金前证券打标识相关安排，明确交收违约处理程序等，做好改革的法律保障工作；
三是对近年来沪深港通、沪伦通、存托凭证等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涉及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内容进行适应性调整。
上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指导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做好改革的相关业务技术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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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 王恩博)中国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20日表示，当前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总体运行平稳，风险可控。2017年至2021年5年间，城商行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是2011年至2016年累计处置量的5.2倍。
据官方统计，截至一季度末，中国共有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机构128家，分布在全国所有省区市。总资产46.7万亿元，在中国商业银行中占比15.5%。
上述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城商行经营发展更趋理性。2017年至2021年间，城商行资产年均增速9.8%，较2011年至2016年年均增速(23.1%)明显下降13.3个百分点，基本回归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金融乱象亦得到有效整治。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处罚城商行2842家次，合计罚没12亿元。规范跨区域经营行为，清理异地非持牌机构478家，基本实现清零。大力拆解影子银行，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累计压降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7万亿元。完成近3万亿存量不合规理财整改，保本理财全部清零。
负责人表示，城商行中相当一批机构在市场竞争中找到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核心竞争力强，机构健康度高。但由于周期性、体制性、结构性、行为性因素，城商行领域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个别机构多年积累的问题比较严重，存在一定风险隐患。
例如，一些城商行出现风险，暴露出其公司治理形同虚设，大股东分散入股、巧取豪夺，内部人控制、严重腐败，机构偏离定位、野蛮扩张，业务风险快速累积，直至全面爆发。要把完善公司治理作为城商行改革化险的重中之重，强化股东股权监管，促进形成有效自我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
负责人还指出，一些城商行风险事件，暴露出城商行腐败高管、不法企业主、腐败监管人员相互勾结，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互为表里、深度交织。下一步，监管部门将坚守“监管姓监”定位，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联动协同，一体推进金融反腐和处置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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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财经5月20日电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20日消息，为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发展与开放，更好服务各类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的通知》。
《通知》明确，金融机构应持续加强服务实体经济汇率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丰富对客户外汇市场产品，支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升外汇市场服务水平，扩大合作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范围，支持银行自身外汇风险管理。
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通知》相关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具体内容如下：
问：《通知》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答：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已成为常态。有效管理外汇风险是各类市场主体稳健经营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内外市场的普遍实践。近年来，外汇局紧紧围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深化国内外汇市场发展、改革与开放，不断满足市场主体需求，在丰富交易工具、扩大参与主体、完善基础设施、改进市场监管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2021年，我国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36.9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3倍。
为进一步提升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支持市场主体更好管理汇率风险，外汇局在充分调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发布了《通知》，从丰富交易工具、完善基础设施、推进简政放权等方面，提升外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外汇市场更好地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问：《通知》为什么强调金融机构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外汇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
答：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作为参与外汇市场的重要主体，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主体，在微观层面决定了外汇市场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截至2021年末，国内外汇市场已有124家银行具有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涵盖全国各地大中小型和中外资各类银行。近年来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外汇风险管理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也要看到，当前部分银行外汇服务与适应高质量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
为此，《通知》结合近年来的市场实践，要求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外汇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重点包括：一是持续引导客户树立风险中性理念，二是坚持实需原则灵活展业，三是持续提升基层机构服务能力。这既是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促进自身外汇业务健康发展的需要。
问：《通知》新增外汇市场外汇期权品种，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丰富交易工具是市场主体对深化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个主要需求。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外汇局坚持实需交易、风险可控、市场导向原则，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逐步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目前，国内外汇市场已形成涵盖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普通欧式期权及其组合)的衍生品产品体系，2021年交易量22.6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6.5倍，为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
期权已成为企业使用较多的一种外汇套保工具。2011年国内外汇市场推出普通欧式期权以来，交易量逐年增加，2021年银行对客户外汇市场期权交易量3446亿美元，占银行对客户外汇衍生品交易总量的26%。根据市场调研情况，此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普通美式期权、亚式期权两类新产品业务。一方面，这有利于丰富市场主体交易工具选择，进一步满足灵活、多样化的外汇套保需求；另一方面，现有普通欧式期权市场已培育多年，新增产品总体上符合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未来，外汇局将根据市场需求，继续稳步推动国内外汇市场产品创新。
问：为什么要支持银行完善自身外汇风险管理？
答：银行作为一类市场主体，开展外汇业务、跨境投融资时也可能产生外汇敞口。《通知》明确银行对于自身项下黄金进口、利润、资本金(营运资金，政策性注资除外)、直接投资等几类常见业务形成的外汇敞口，可按照实需原则运用人民币对外汇衍生产品进行套期保值。这既便利银行有效管理自身外汇风险，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也有利于丰富外汇市场供求，提升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
问：《通知》扩大合作办理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范围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2010年，外汇局推出合作远期结售汇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与具备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且展业条件较好的金融机构合作为客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近来年，合作远期结售汇业务一直保持稳步发展，成为服务县域地区中小微企业的重要举措。《通知》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增加合作办理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优化市场准入和业务管理，有利于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外汇风险管理。
问：《通知》在推进外汇市场相关业务办理便利化方面有哪些措施？
答：近年来，外汇局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这次发布的《通知》，继续推进外汇市场相关业务办理便利化。一是简化银行办理合作衍生品业务的市场准入管理，将合作银行分支机构开办业务由事前审批改为事前报告；二是简化银行资本金本外币转换管理，对于符合条件的业务取消事前审批；三是取消银行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平盘备案，允许银行自行办理平盘；四是支持外资银行在国内经营和发展，为资本金结汇提供便利化安排。
问：下一步外汇局对支持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还有什么举措？
答：支持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是外汇市场深化发展、改革与开放的一项基础性和长期性工作。近年来，外汇局多措并举积极支持企业做好汇率风险管理，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市场服务：一是深化外汇市场发展，增加政策供给和保障，如此次《通知》推出的一揽子市场建设和便利化措施。二是加强市场宣传和培育，引导企业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完善汇率风险内部管理机制。三是引导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如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进一步加大中小微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相关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手续费优惠力度，从减半收取调整为全额免除，预计全年减免金额将超过1100万元人民币。
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较2020年增长59%，企业套保比率上升4.6个百分点至21.7%；2022年一季度，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的规模同比增长29%，外汇套保比率较2021年全年提高4.2个百分点。下一步，外汇局将继续按照上述工作思路，积极支持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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