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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家庭为了节省电费，而会在电表上“动手脚”，若是被国能发现，通常都会被追回电费。
而在霹雳安顺万家苑的一户人家，电表突然被换了，9个月后国能通知他们旧电表“被动了手脚”，需要追讨2.3万令吉的电费。
但这户人家换了电表后，电费和以往一样没有高涨，换电表时也“疑虑重重”，认为国能的职责有误。
24岁的补习教师纪雪青和52岁的父亲纪亚杰，在马华霹雳州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刘国南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公开这事件。
纪雪青说，在2020年11月的复苏行动管控令期间，她在家教网课的时候，突然有3位身穿国能制服的员工推开篱笆门进屋，拆除家里的旧电表。
当时只有她和母亲在家，惊讶的她跑出去询问，但3名员工都没有任何回应，当提到自己会录影的时候，员工面露不悦，之说“由得你”。
这3人用锯子锯开旧电表，换上一个新电表，逾一小时后就离开。
平日只有父母居住
没想到在去年8月，国能突然发函指旧电表“动了手脚“，该公司损失了62.83%的电费，所以要追讨2015年至2020年的电费，高达2.3万令吉。
但是，兄弟姐妹常年在柔佛和吉隆坡上班，她本身也是管控令期间才回家暂住，平常两老的用电量不高。而且，在换了新电表后，电费理应会“恢复正常”而飙升，但却一直和往常同一水平。
纪雪青说，姐姐曾联系国能负责人，并以视讯方式与对方交涉，不过无结果，过后她与刘国南也到国能与负责人谈判但也失败，如今面对大笔电费欠款，深感受冤。
刘国南（中）展示事主拍下国能人员换电表的视频。左为纪亚杰、右为纪雪青。
旧电表照片存疑
刘国南指出，当和国能谈判的时候，国能出示更换电表时拍摄的照片，指密封螺丝有损坏、贴纸有被掀开的痕迹、电表内置有铜片，这是为了减低电费。
但刘国南质疑这照片，因为事主母亲看到当天是国能人员剪开密封螺丝，而且电表贴纸一被掀开就会撕烂无法粘回，最关键的内置铜片，需大工程锯开外壳，翻开内部才能置入，若之后还要还原，一般人难以做到。
他认为，新电表显示平均电费甚至还比以往少，换电表当天国能人员没有提供拆表原因，也没有让事主签名，违反国能的程序指南。
他表示将致函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拿督斯里达基尤丁及能源委员会，期望部长及相关部门高层插手处理此案，并相信类似事件存在于全马各地。
国能：事件复杂 外人难理解
国家能源公司霹州总部（税收及分期付款组）职员阿兹微受询指出，国能与纪亚杰及家人至今已协商3次，唯未达成一次过或分期清还的协定。
她说，根据国能的追讨程序，若无法在公函发出的14天后清还款项，国能会依据法律程序进行追讨。
她也表示，由于事情复杂，外人难以理解，国能只会解答事主或直属人士提出的询问。
来源：南洋地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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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终审法院：面对司法界的风风雨雨。
香港司法变革面对心灵的拷问，如何在程序正义中，确保实质正义，避免别有用心势力扭曲法律真谛，滥用法律援助，滥用司法覆核。香港法治需要新加坡参考系，保持普通法的活力，发挥国际化特色，但也不要迷信洋法官。让香港以中国人身分而自豪的法界俊彦，明镜高悬，展示法律智慧而又公正的力量。
香港终审法院两名海外法官最近辞职，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国际舆论说这代表了香港的法治崩解，他们认为回归后的香港终审法院都设有海外法官，以显示香港司法的国际性与公正性，如今这两名英国法官辞职，代表香港法治已死，声称国际法学界对香港法治投下了不信任票，让香港在疫情冲击下的形象更受冲击。
这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歪论，因为这两位英国法官的辞职，背后其实是受到英国政府的怂恿，以毁坏香港的形象，香港一些建制派对他们口诛笔伐，认为这是落井下石，但背后的考量，反映香港当局与北京决策者的心态，重视这些外国法官所带来的橱窗效应，为香港的法治挣面子，好在国际上显示香港的法治地位，尤其在金融与商业仲裁的案件中，有一些金发碧眼的法官坐镇，强调香港紧跟英美法系的普通法系统，凝聚该领域的精英，让香港的法治形象不容置疑，有利香港的国际地位。
但这是美丽的误会。那些英国、澳洲的法官并不一定会对香港的法治带来正面效果。刚好相反，过去几年间，香港法治的最大危机，就是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某些“黄丝”法官将法律政治化，认同所谓的“违法达义”，对于在修例风波期间以“装修”、“私了”等名义犯下的打砸抢的行为都予以轻判，甚至是无罪释放，引起了社会哗然。
还好后来北京颁布了《港区国安法》，对于“港独”与颜色革命都不会姑息，才稳住了形势。那些外国法官虽然暂时没有处理国安问题，但隐患始终存在，若香港的法治依靠他们，可说是缘木求鱼，甚至是引狼入室，自找麻烦。
法律的真谛，不仅仅是靠程序正义，而是要看最后是否可以体现实质正义，而国家安全，牵涉到国家认同的价值，一旦外籍法官插手，就会祸害无穷。幸好香港目前终审法院的法官都有本地成长的精英，如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既有普通法的深厚法学素养，又认同国安法颁布后的司法秩序，不会被法界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所误导。
事实上，当前西方法学界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越界”，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也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如俄乌战争之后，英国当局断然冻结与没收英超切尔西足球会俄裔老板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的财产，违反了普通法的基本精神，让世人愕然，让英国的法治蒙上恶名。
而在美国，有些网络平台也在俄乌战争后，立刻封杀了俄罗斯的新闻通讯社和“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等媒体，从面簿、推特到优管都在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上，将俄罗斯媒体断讯，剥夺了美国人民知的权利。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看，这是严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美国的媒体、法律团体对此都视若无睹，甚至是心中窃喜，殊不知这样的违法行为，不但违反了程序正义，也违反了实质正义。
一些流亡海外的“港独”分子也趁这次英国法官辞任事件，诋毁香港法治说不如新加坡。新加坡早在1990年代就废除了伦敦枢密院是新加坡法律终审的传统，“港独”势力认为《港区国安法》破坏了法治精神，其实是对新加坡国情的无知。
狮城《内安法》更严峻
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比《港区国安法》更为严峻，曾经用来对付很多知名异议分子，如曾任检察长的萧添寿、反对党的谢太宝、邓亮洪、徐顺全等，抓捕他们当时都是惊动四方，但由于新加坡人民对国家生存的重视，对于任何企图动摇国本的势力都不予轻贷，因此这严峻的法律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很多新加坡人认为，如果香港的黎智英、《苹果日报》等势力在新加坡活动，早就被当局封杀。
香港的司法变革都在面对心灵的拷问，如何在程序正义中，确保实质的正义，避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知法玩法，扭曲了法律的真谛，就好像香港年前的一些政治人物，滥用法律援助，滥用司法覆核，阻延港珠澳大桥的兴建，也背后支持那些反修例激进示威者，为他们的“政治暴力”张目。
但一切都回归常识，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容暴力被姑息，不容基础建设被拖后腿。香港的法治建设需要新加坡的参考系，保持普通法的活力，发挥国际化的特色，但也要摆脱殖民主义的遗痕，不要迷信洋法官。香港人有信心，让香港以中国人身分为荣的法界俊彦，推动香港的法治，明镜高悬，展示法律智慧而又公正的力量。
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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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180人星夜驰援！7小时筑起6公里“防疫长城”
中新网广州4月13日电 题：180人星夜驰援！7小时筑起6公里“防疫长城”
作者 郭军 吴琼
4月12日，广州9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来自中建四局华南建设公司的近百名志愿者闻令而动，相继奔赴白云、天河、黄埔、增城各区支援社区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和检测点消杀服务。
实际上，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这场战斗早在4月8日就打响了。
4月8日，广州市新增两例确诊病例，部分区域实施分级分类防控，广州白云区14个路段被划定为管控区。当晚11时，中建四局华南建设公司收到白云区住建局的紧急任务令：连夜搭建完成白云区黄石西路—石槎路这一管控区路段的防疫隔离围挡，对路段涉及的小区、村镇进行管控。
“疫情就是命令，各项目马上行动”“各家每10分钟汇报一下到场材料数量”“收到，马上落实”“目前第一车就位，共计250个”……同一时间，公司领导的微信工作群里，此起彼伏、斩钉截铁的回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公司党委紧急部署，司属各单位快速响应，仅用2小时火速集结抗疫突击队。180名管理人员和工友连夜奋战7小时，用6500个水马围挡为白云区筑起一道长达6公里的疫情防控“安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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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嫌犯隐姓埋名竟成千万富翁
金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命案积案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陈美青 胡筱俊
26年前，他只身一人从东北雪乡前往广东广州，以打工为生；10年前，他辗转各地来到浙江杭州，学着做起了生意；如今，他拥有一家公司、两家店铺及多处房产，身价超3000万元。然而，他的财产却全挂在别人名下。
他是谁？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成功抓获一名潜逃26年的命案积案嫌犯罗某（男，49岁），多年隐姓埋名甚至已成千万富翁的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争执伤人慌乱潜逃
“如果所有的钱能买一次人生重来的机会，我倾家荡产也要买。”面对民警，罗某仿佛找到了“树洞”，将隐藏多年不敢说的事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1996年5月，黑龙江省桦南县，20岁出头的罗某和同村石氏兄弟因田间灌溉水渠问题起了争执。因为互相都不肯让步，3人的争执逐渐从谩骂发展成了推搡，事态一步步升级。
混乱之中，罗某挨了不少拳脚，情急之下，他频频出拳，将对方打得头破血流。直到一位同村长辈出来劝架，双方这才罢手。
当夜，罗某在家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心想，自己在老家总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还发生了纠纷打架，这也太没出息了。于是他暗下决心，准备到县城找份好工作，闯出一片天地。
第二天一早，罗某来到县城。正当他在县城闲逛时，家里人联系他说，石氏兄弟中的哥哥因伤势严重进了医院。
罗某当时没把这当回事，然而没过多久，他却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石氏兄弟中的哥哥伤重不治去世了。“出事了！”慌乱中罗某买了一张南下广州的车票，只想着要逃得越远越好。
生活如同泡沫一般
为了不被人发现，罗某潜逃到广州后，便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每到一个地方打工，他就冒用他人身份，对不同的人编造出不同的名字。
陆续打了几年零工后，罗某起了做生意的心思，辗转来到浙江省温州市学习一段时间后，就前往杭州做起了仓储服装生意。
罗某说，这一段时间，他学会了忍让，因为怕身份被人发现，就算吃了亏，他也会选择息事宁人。
“2015年到2018年，生意比较好，每年退税都能退200多万元，可我不敢去办理。”那几年，罗某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开了服装公司，还有了店铺及多处房产，可因为身份问题，他一直过得谨小慎微。
这些年来，罗某的公司、房子、车子都没有挂在自己的名下，连微信、支付宝都是借用他人身份注册。罗某告诉民警，他曾有过一个女朋友，两人还生下一个女儿，他用女朋友的支付宝存下了400多万元，但在谈婚论嫁时，他不敢向对方坦白往事，也不敢和对方领证，女朋友最终离他而去。
“如果当初自己忍一忍，也就不会跟他人发生矛盾，最终导致悲剧。”罗某潜意识一直无法遗忘以前的事，常常感到恐惧，觉得眼前的一切如同泡沫一般，随时都会破灭。
层层筛查逃犯落网
2022年初，婺城分局深度研判省厅、市局下发的历年、命案积案、“改头换面”逃犯线索信息，对逃犯网上、网下活动轨迹及其关系人信息进行深度挖掘。
“同样浓眉大眼，有点微胖，为什么身份信息显示却天差地别？”2022年新年刚过，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侦大队里，副大队长傅静生紧紧盯着电脑上李某和罗某的两张比对照片，陷入沉思。
李某，是2013年某地一起赌博案中抓获的违法人员。可疑的是，这个人和李某身份证上的照片完全不像，反而和一起命案上网逃犯罗某的照片很像。
傅静生抽丝剥茧，很快确定该男子冒用了李某的身份。随着进一步调查，傅静生发现这名违法人员的真实身份也并不是罗某。真正的罗某到底是谁？警方立刻开始对这个消失26年的逃犯身份展开调查。
侦查中心通过信息研判，层层筛查、一一排除，会同城西派出所最终锁定，在杭州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刘某，极有可能才是真正的罗某。2月17日，根据线索追踪，民警发现其在金华某小区的踪迹。得到线索后，民警决定立即行动，对其进行抓捕。
次日，罗某来到某小区车库准备开车，设伏多时的民警瞄准时机，快步上前，干净利落地将罗某按倒在车前。面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民警，已化名为刘某的逃犯懵住了。在审讯室，他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罗某已移交至黑龙江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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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潜望丨百万“奖金”致5人一审获刑4-7年，颂大教育“职务侵占”案背后有何隐情？
作者： 潘玉蓉
“职务侵占”案背后，无论是董事主导的资产转移，还是颂大教育借“职务侵占”掩盖虚假财报，都折射出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的随意性。
人在职场，身不由己。刘燕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按老板安排做事”，等待他们的却是牢狱之灾。
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新三板挂牌公司颂大教育(430244)，发布了一条并不常见的“事件进展公告”——公司三年前报案的一桩“职务侵占”案，迎来一审判决。
在这起“职务侵占”案中，颂大教育原证券事务代表、下属子公司原财务总监及副总监等5人，因涉及侵占公司财物，分别被判处4年至7年不等的刑期。而导致该刑事案发生的缘由是，这5人参与了公司高层筹划、指挥的系列资产转移行为。
在5位员工眼里属“职务行为”的操作，何以落得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公司高层筹划实施的资产转移行为，背后又有何隐情？证券时报记者获得了该案的完整判决书、内部财务资料，并采访了相关当事人、被告家属，得以呈现该案及背后隐情。
“职务侵占”前传
总部位于武汉的颂大教育，是一家主营教育信息化和教育软件开发的民营企业，2013年挂牌新三板。之后，公司发展迈上新台阶，连续三年营收同比增长100%以上。
挂牌新三板之后，颂大教育实施了数次定向增发，累计融资额达5.15亿元。其中，天风证券及关联方成为了颂大教育的重要投资方。天风证券及旗下的投资平台——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天睿”)，通过相关投资基金，向颂大教育及相关公司累计投资约2.1亿元。因为该等投资，“天风系”公司在颂大教育的合计持股达到10.63%，成为仅次于实控人徐春林的第二大股东。
基于天风系在颂大教育的高额投资，天风天睿时任总裁韩雨佳被派往颂大教育担任董事一职，负责该项目的投后管理。
韩雨佳与颂大教育的渊源也颇深。2012年，韩雨佳在长江证券工作，是颂大教育挂牌新三板的保荐人。之后，韩雨佳跳槽到天风证券，继续负责颂大教育项目。可以说，颂大教育从挂牌新三板到之后的数次融资，韩雨佳都承担了重要角色。
获得数亿元融资之后，为了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主业为教育信息化的颂大教育开始向幼教方向延伸，并着手收购幼儿园资产。为此，颂大教育专门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武汉颂大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颂大投资”)。
因前期助力颂大教育成功融资，韩雨佳得到徐春林的信任，他进一步被委任为颂大投资的董事，具体负责幼儿园相关的投资及后续资本运作。因为上述角色分工，韩雨佳还担任了颂大投资幼教委员会的主任。
基于此，韩雨佳召唤了一批旧部加入颂大：天风天睿员工刘燕出任颂大投资财务总监，天风天睿员工吴志高出任颂大投资投资总监，天风证券员工王祥入职颂大教育任证券事务代表，韩雨佳在长江证券时期的原同事李菁入职颂大投资担任出纳，徐明入职颂大投资担任财务副总监。
在颂大投资于幼教领域的布局逐渐扩大之时，2018年10-12月，在韩雨佳等人的筹划指挥之下，发生了系列蹊跷的幼儿园资产转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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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因为新冠疫情上海开始分批封控，“保供”就成为了线上线下所有生鲜销售平台的共同头等大事。
电厂记者联系采访了互联网生鲜电商叮咚买菜、盒马，连锁超市沃尔玛、麦德龙的相关工作人员，它们都表示员工们都进入了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分拣员、配送员、店员等连续工作20天没有休息已成常态——睡在车里、睁开眼就工作，只有以往三分之一的人手，却要处理近日常3-5倍的工作量。
然而在被封控中的上海市民，即使定着几个闹钟起床抢菜，却还是难免抢菜落空。“团长”在社区邻里间应运而生，成为这场战役中“救命”的最后堡垒。
1、线上：分拣员、配送员告急
4月7日，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抢不到口粮的消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这位投资了叮咚买菜的风投女王在被封之下，并没有得到叮咚的特殊待遇。
与此同时，叮咚买菜的上海工作人员梁昌霖在朋友圈做了这样的分享，“早上6：00+释放部分运力，5:50前加好购物车，抢下单；早上8:30释放部分运力……以上两个时间都是限流的，这两个时间一多半的运力就被约满了，点击的时候要不断点击提交付款，类似抢购逻辑！”这个抢菜攻略在网上疯传，透露出线上抢菜的异常紧张。
人力不够成为首要难题，包括配送员、分拣员等每个环节都急缺人手，不少配送员还被隔离在家中。
许敏，是叮咚买菜闵行区蔷薇站的一名分拣员，在今年春节，她一直坚持在上海菜篮子保供的一线，没能回湖北老家与家人团聚。3月份她和丈夫本来已经计划回家看望孩子，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她的休假计划被一延再延。
3月以来，蔷薇站的单量由平日的1000多单，持续上涨，最高一天达到了近4000单。而仓内还有分拣员因小区有确诊病例而被封控无法到岗，这意味着许敏和剩下为数不多的分拣员需要承担平日两倍以上的工作量。
除订单量增加，每一单的量也在增加。平日3、5件的小单量几乎不见了，60多件一单的大单却增加出现，这也意味着拣货、打包、配送等作业量瞬间上涨。
目前，叮咚买菜上海全区域一线员工都已取消轮休，全员上岗，很多分拣员、配送员已连续工作20天没有休息。许敏自己住的小区也已被封控，她和同事们近期都住在公司安排的酒店中。
在运力方面，截止4月7日，叮咚买菜已召回近500名一线员工重回保供队伍，并安排此前暂停营业的前置仓迅速恢复营业。与此同时，美团、京东等平台都紧急调配了不少“无人车”，缓解当下上海社区“最后一百米”的配送难问题。
而为了解决人力问题，盒马也开启“共享用工”应急措施，在上海郊区上线社区集单配送服务，据统计，1天之内，仅上海地区就有近300人报名参与。
截至3月28日，共有十余家企业（基本均为餐饮企业）、300多人参与到盒马的共享用工应急措施当中，主要承担拣货、理货、上架的门店运营工作。盒马总部数百名员工，也全部支援一线门店。员工们自发组成私家车义务配送队，分担配送小哥们的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私家车义务配送队的车辆超过100辆，已在上海地区防控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展开配送。
2、线下：20天睡在车里
陈德源已经20多天都没有回家，他是麦德龙的一名普通店员。疫情之后，他睡在车里，鞋子放在车顶，生活物品放在车外，吃喝拉撒都在店里。
“每天一睁眼就是工作”， 麦德龙上海普陀店店长王泓宇谈到，封控之后，店里的员工从180多人骤减到80多人，但是工作量却是平日的3倍。线上订单量增加5倍，蔬菜日均供应量翻4倍，猪肉日均供应量也增长了3倍。整个配送市场非常紧张，配送员相比平时也临时增加了4倍。
但是这样的量还远远不够。“以前的电动车不太适用，因为现在都是大单。我们很多都是员工开卡车和私家车去送货，有的员工一天送50单，忙到半夜12点。”王泓宇告诉电厂。
目前，麦德龙在上海的8家商场目前全力保供应，商场工作人员会深入社区，找到社区负责人，了解居民需求，提供多种疫情套餐。
除此之外，上海不少商超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4月3日开始，家乐福微信小程序上线了社区集单购业务，集单时间为当日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当日21点前送达社区门口；沃尔玛大卖场在上海一共有6家店，从昨日起已有2家即沃尔玛田林店、凌云店重启线上订单服务；永辉超市也已上线多款保供套餐，套餐含有多种产品，不光是果蔬肉类，更有米油纸巾等。
麦德龙也表示，随着商品进价、运费、人工等供应链成本上涨压力，但公司承诺并做到坚决不涨价，确保上海居民在麦德龙能买到平价的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民生商品。比如，80元一份的猪类套餐里包含了6斤猪肉，这样算下来，价格比往日还有优惠。
3、个人团长、社区自救
尽管各家生鲜平台在努力增加人手，但是抢不到菜是更多人的日常，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团长”身上。
李卉是沈静小区的居民，被封之后，她加了大大小小的团菜群，失望过很多次，有时候说好当天到货，但是可能早上就被取消退款。最终李卉加入了沈静组织的小区团，200份成团。
自疫情以来，和李卉一样，沈静每天都定闹钟抢叮咚，但是基本都没有抢到。看到家里快断了蔬菜，沈静也被迫成为了一位团长。
“一直到4月6日，家里的蔬菜没有了，我就找到货源去问，但是对方需要起订量，所以才想到去组团。”因为沈静以前是媒体人，工作期间认识了各个领域的朋友，也因此联系上了蔬菜基地。
找货源、联系供货商、查看营业执照和食品许可证、询问产品情况和运输方式等……沈静拿着这些信息去居委会报备，审核通过之后，居委会再把微信推荐给居民。
由于是个人公益团，沈静的出发点也不是挣钱，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垫付资金去囤货，只能统计人数等确定好了再收费。但是这个过程太慢，他们想订购的东西经常被有资金的团体截胡。如何在不付款的情况下把货物保留下来，是沈静面临的最大难题。
不过幸运的是，沈静找到的蔬菜、大米供应商仍然愿意在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给他们预留货物。这期间，小区团购蔬菜的居民，会自发组成志愿者团队卸货、搬运、登记、维持现场秩序，居委会、物业等也会帮助安排卸货。
上海被封控之后，涌现了大大小小的团购，有个人号召的，也有公司等团体组织。在主流生鲜平台、商超之外，一些小众蔬果平台，也因此得到发展的机会。
比如，单芳是一位全职妈妈，为了儿子的健康，她很早就关注了很多原生态蔬果平台。上海封城之后，她发现自己常买货的平台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上海特供”的窗口。几年没有工作的单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社区群里做了牛奶团购接龙。
“建群的时间比较晚，可能晚上9-10点钟了，牛奶接龙的时候，我自己先接了一箱，我家先生觉得后面没有动静好尴尬。但是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人就慢慢多起来了，大家还是很有需求的。”单芳说。
不少团长都是超长待机，不仅连接门店，更多的是连接社区服务邻居。上海普陀的王明珠本来是麦德龙的员工，隔离在家后，她也在自己所在的小区里，当起了买菜群的团长。收集订单、整合订单给到商场，第二天，她又主动帮助社区人员把菜发放给居民，有时候一天就要发300多单，一直忙到深夜。
但是对于单芳这样的全职妈妈来说，这是她在生完孩子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工作的乐趣。全家人也在无聊的封城生活中，一起帮忙整理表格、看群接龙。
一位上海居民在微博上说，“这次能活下来，纯粹靠243楼的邻居们。”这个楼里的女人们负责出主意、拍板，男人们负责执行和搬运，帮楼里的老人们找到药，帮孩子买鸡蛋奶粉……
这是上海生鲜救命中最坚固的人心。
来源：新闻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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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少年骑士被撞死”案的主控官要求法庭判处被告沈可婷监禁8年，处以重刑。
本案主控官是柔佛检控主任东姑阿米尔查基，他今日在庭上表示，此案受害者共有8人，至少应该判处被告监禁8年。
“法官应考量公众利益为先，加上此案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判决。”
他也在庭上提出数个案子的判决作为参考说，过去法官在下判时，大部分受害者为一人，并判处最低刑罚监禁2年，不过，此案涉及8名受害者，因此应该至少判处监禁8年。
他表示，国会在2020年通过修订法案，将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即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刑罚，提高至监禁5年至最高10年，罚款从最低2万至最高5万令吉。
他续指，在修订法案前，最低刑罚是监禁2年至最高10年，罚款则是从最低5000令吉至最高2万令吉。
他表示，尽管本案是受限在修订前的条例，但他多次在法庭上强调，希望法官考量国会修改法令的本意，不是判处最低刑罚的监禁2年而已。
来源：en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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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缠身5年仍逃不过牢狱之灾，“8少年骑士被撞死”案被告沈可婷被判罪成入狱后，引起社会的热烈关注，各界声援声浪四起，朝野政党则纷纷献议提供法律支援，欲协助沈可婷上诉。
新山高庭今日推翻推事庭判决，裁定被告沈可婷罪成，引发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热烈发表对此判决的看法，大部分人都对沈可婷入狱的遭遇深感同情。
在政党方面，除了在朝的马华和民政党，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大马民主联合阵线（MUDA）皆有多名领袖发文声援沈可婷，献议沈可婷立即提出上诉许可申请。
贝川：马华将提供法律支援，协助沈可婷上诉。
郑贝川：两次证明无疏忽驾驶
其中，马华法律事务局主任拿督郑贝川指出，为了确保获公平公正裁决，马华将提供法律支援，协助沈可婷上诉。
他认为，沈可婷在两次推事庭上证明她并无疏忽驾驶，并已遵守交通规则，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并会尽一切努力协助她上诉。
张念群：影响公路使用者权益
行动党柔佛州署理主席张念群指出，行动党法律局已准备好为沈可婷提供法律援助，并已发短讯联系沈可婷的律师，表达愿意与其现有的律师团队一起工作的意愿。
她说，相信这是一起具有公共利益的案件，而此案的判决也将会对往后的公路使用者权益产生深远影响。
俞利文：献议助还6000罚款
行动党社青团总团长俞利文指出，社青团的法律团队除了可以为沈可婷提供法律和各方面援助，也将联系沈可婷的家人，向他们献议协助她偿还6000令吉的罚款。
潘伟斯
潘伟斯：沈可婷应该上诉。
潘伟斯：已联系沈可婷律师
公正党柔佛州署理主席潘伟斯认为，沈可婷应向上诉庭申请上诉准令，并且提出上诉。
“我已联系沈可婷的代表律师，若被告方需要协助，我将全力帮忙。”
潘伟斯也是一名执业律师，他说，理论上，被告在被定罪之后，虽可即时入狱，但为了确保司法正义，法律给予被告做出暂缓刑罚以待上诉及保释的权利。这是避免让被告在上诉得直之前，不会无辜受罚。行使暂缓与否，权力皆在法庭。
“在此案，我认为被告的行为不会危害大众，她也没有潜逃的可能性，重犯的可能性也非常低，若拿沈可婷的判决与‘Bossku’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待遇做比较，纳吉在法庭面临更多的控状，从高庭被判有罪，到上诉庭驳回他的上诉，他依然没有入狱，却还可以到处游走，可是沈可婷却还要面对牢狱之灾，让普罗大众感觉到有双重标准。”
林伟捷
林伟捷：沈可婷的案件赋予我国所有司机相对沉重的责任。
林伟捷：死者监护人须负责
另外，大马民主联合阵线联合创党人林伟捷说，沈可婷仍然可以向上诉法院上诉（最后阶段）。
作为人权律师的他认为，在这起事件上，8名死者的监护人还是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让孩子在凌晨3时骑车外出。
“这判决将赋予马来西亚所有司机相对沉重的责任，即使他们遵守速度限制并且没有醉驾，也要时刻注意周围环境。”
胡栋强
胡栋强：希望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还沈可婷一个公道。
胡栋强：还沈可婷公道
民政党署理主席胡栋强则表示，今日的判决对沈可婷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他希望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还沈可婷一个公道。
马青法律局主任何国胜认为，高庭应考虑蚊型脚车的危害性，马青将配合马华法律事务局，为沈可婷与家属提供一切所需的法律援助。
来源：en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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