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国股市大跌，航空、能源、金融等行业的股票遭到重创。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有近100只股票的市值跌破上面提到的82亿美元的市值门槛，面临被剔除出指数的危险。但是当时的标普500指数委员会决定按兵不动，并没有把这些股票剔除出指数。3月底开始，美国股市触底反弹，之前有被剔除危险的股票市值也跟着上涨，最终还是留在了指数内。这些例子表明，标普指数委员会对于指数规则的理解和应用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时常做出临时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规则的决定。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在规则之上的额外干扰，究竟有没有价值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比如基于过去60年（1957-2016年）的统计显示，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和CRSP指数的历史年回报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每年10%。CRSP指数由芝加哥的CRSP数据库编排，完全基于市值等量化指标，没有任何人为干扰因素。就是说，标普500指数委员会的干预，对于指数回报没有任何价值贡献。
现在回到本文一开始的问题：标普500指数此时纳入特斯拉，是否买在了高点呢？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指数的编排规则就决定了，所有被纳入指数的成分股都可能是高点买入。这是因为，标普500指数包括的是美国股市中市值和影响力最大的500强。如果一家公司的市值不够格，或者盈利水平不到，是不会被纳入指数的，甚至会被剔除出指数。从本质上来说，市值加权指数都是动量指数，有追涨杀跌的特点。基于特斯拉的体量，被纳入各大主要指数只是时间问题。标普指数委员会的人为干预，影响的只是特斯拉被纳入指数的时间，即9月份或者12月份，前后相差3个月。由于特斯拉占的指数权重为1%左右，因此如果放长时间维度，看几十年的指数回报，那么这前后3个月造成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上面提到的统计结果，同时也恰恰进一步证明了市场的有效性，以及想要战胜市场有多么困难。标准普尔公司选入其指数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公司能够找到的最德高望重和经验丰富的投资专家。然而即使是这些专家，也被证明无法进一步提高一个单纯的市值加权指数的投资回报。从指数委员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指数的权威性，在不完美的条件下做出最理性决策。但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这些决策可能都是“多余”和“无效”的。
这可能也是主动投资的悖论：当市场中充满了追求最优决策的主动投资者后，市场的有效性大大提高，再想通过主动投资来提高回报已经变得难上加难，而被动投资者则可以享受到“免费搭车”，即使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也能达到主动投资带来的回报。聪明的投资者，需要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应用最合理的策略来达到自己的投资目标。
参考资料：
Jeremy J. Siegel and Jeremy D. Schwartz，The Long-term Returns on the Original S&P 500 Firms, 2004
Julie Verhage, It's Tough to Beat the S&P 500, and This Is Why, 2015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伍治坚作 新加坡五福资本CEO）
